钱穆先生说,《论语》是中国人的《圣经》,应该是一部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钱先生九十多岁时仍在读《论语》,并劝人每天读《论语》,哪怕一天读一章,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由“常读”到“长读”,可以读到四十遍,多者可以读一百遍。
绎释《论语》,当然要博采众家之长。选择权威的译本如杨伯峻、余心乐,是确保对原文理解不走样的前提。作者对原文所有的释义、演绎、发挥,必然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为达成这样的目标,作者是认真的,也是忠实的。作者企望以他的认真和忠实,助力于读者对《论语》全篇的阅读和理解,“三省吾身”,进而内化这部“中国人的《圣经》”。
所以我说:“五经”的精华在于“春秋大义”,“四书”的要决在“朱注”。国家图书馆珍藏的铁琴铜剑楼蔵本(宋嘉定十年当涂郡斋刻),应该是现存最老的《论语集注》了,具有不可替代的版本学、校刊学的学术价值。现国家图书馆岀版社已出影印本:
《十三经注疏》影印于阮刻本,包装上乘,价格甚至仅与它社单行本差不多,阮元《校勘记序》也有补入。在世纪出版活动期间,嘉会特价收入,分享一下:
汉代《论语》已成为学者必读书,但尚未入“五经”;唐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监,成为“十二经”之一。至宋,《孟子》始列经部,“十三经”成型。南宋以前,经、疏单行,绍熙年间最权威的“十三经”注、疏合刊本问世,后复有十行本。明嘉靖中据十行本重刻成闽本,万年间据闽本重刻监本,崇祯时据监本重刻毛氏汲古阁本。清初有武英殿本,后阮元以十行本校他本,重刻《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刻本。现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大力倡导“四书”,认为《论语》《孟子》是最重要的文献,《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南宋绍熙元年,*朱熹在漳州汇集刊刻《四书》。《大学》《中庸》的注释叫“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叫“集注”。元代延佑年间恢复科考,从朱注《四书》中出题,明、清沿袭而成“八股文。”
《论语》是记述孔子言行的主要材料。由孔子*及再传*记录、编撰而成,从书中内容可以断定其成书于战国初期。据《汉书•艺文志》,汉初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本子和流派。《古论语》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旧宅墙壁中,为古文;其他两家为今文。张禹据《鲁论语》的篇目,兼采齐说,择善而从,完成《张侯论》。东汉末郑玄继《张侯论》,参照古论语和齐论语整理并作注,成为现行各本的祖本。
汉唐是“五经”的时代,宋以后是“四书”的时代。早期儒家经典推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黄金时代”;程朱理学割裂了儒家与社会的广泛互动,形而上的教条成为读书人的禁锢和枷锁
诗、书、礼、易、春秋,叫作“五经”,都由孔子编订。从三代、先王之治到春秋礼崩乐坏,孔子的思想贯穿其中,也提供了士子积极入世、匡扶天下的广阔视野、鲜活样板和圣贤情怀。那时的儒家多心胸天下的悲情英雄,建功立德、著书立说者层出不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大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才是汉唐读书人的主流声音。
中国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也叫“蒙学”,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写道:“教儿婴孩。”意为对一个人施加教育应该及时及早,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人从很早以前就非常注重儿童启蒙教育。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
集结中国从古到今的各种格言、谚语。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而又语句通顺易懂。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
《千家诗》是由宋*枋得《重订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明代王相所选《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它是我国旧时带有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非常广泛,影响也非常深远。全书共22卷,录诗1281首,都是律诗和绝句。
千字文,由南北朝时期梁朝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编纂,是由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梁武帝(502—549年)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1000个不重复汉字,命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编纂成文。全文为四字句,对仗工整,条理清晰,文采斐然。《千字文》语句平白如话,易诵易记,是中国影响很大的儿童启蒙读物。
此外,古代私塾的蒙学教材,主要还有《唐诗三百首》、《朱子家训》、《声律启蒙》、《文字蒙求》、《颜氏家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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