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什么(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侯仁之先生认为历史地理研究什么

法国人儒勒·格鲁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国》中清楚地指出:“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实现了中国自班超时代以来的十八个世纪中实行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既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

中国疆域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无论疆土局限在农耕区之内,还是迈出农牧交错带向非农业区域延伸,民族之间的交融始终贯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历史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并非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功绩。

()1()不仅仅是一条自然界限,也是一条人类生产方式的界限,这条界限以东以南以()2()为主,这条界限以西以北以()3()为主。

的《水经注》和唐朝时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和《十六国疆域志》。自宋朝起沿革地理已形成一项*的研究,始後又有宋朝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明末清初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一些其他书籍也有地理资料,包括明朝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

中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和沿革地理。这是由于古代有资源收集资料的人主要是官府和封建制度下的支持者或由封建*所派出的官员或专业人士。再者,纵观各个朝代的历史地理学家,始终不能摆脱传统士大夫的“痛心于一个朝代的灭亡或衰落,而立志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的一种情结。所以他们比较重视各个朝代各地区的城池,山川,道路,渡口,人口,军队,士兵,商业和农业等对封建君主有用的资料。

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自东汉班固于公元1世纪撰写《汉书·地理志》起,以至《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和《大清一统志》都属于官修的沿革地理。至于私修的有公元3世纪裴秀的《禹贡地域图》,

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就是中国的地域范围,但是不限于现在的中国,它所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中国。现在一般将清朝完成统一之後,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版图作为研究范围,也就是1750年代到1840年代*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具体的地域范围是:

东北到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葱岭和帕米尔高原,其他则与中国现在的国界基本一致。曾经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曾经在这个范围内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

侯仁之先生有“中国申遗第一人”之称,但我以为这一称呼意义不大,仅在正陷于申遗热的社会有公众舆论影响而已。申遗,即使申请成功了很多,也不是创造。一边前所未有地破坏民族、历史遗产,一边热衷于申遗,不过是满足一种民族主义虚荣,可能连最基本的保护也未必能做好。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这当中实际上是一个侧重纠葛。一种是历史的地理学,一种是地理的历史学。历史的地理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地理的历史学是地理学的分支。以历史为重点的历史地理学是中国发达的传统,以地理为重点的历史地理学是西方的特色。禹贡学会既保持了传统,又吸纳了西方的特色,但是,从学科而言,总体上仍然属于从历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历史地理学。正是在这一点上,侯仁之先生后起进行了突破,形成了一次专业革命。

中国历史地图集主编是谁

事实上,仅仅从概念而言,1920年代中国已经流行“人生地理学”(即人文地理学),1923年梁启超门生张其昀也在《史地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专文,人文、历史与地理结合的现代性学科化已经成为潮流。《禹贡》半月刊所发表的文章中,属于行政区域沿革研究的文章只是小部分,即使认为这部分文章只属于沿革地理学而不属于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文章也还是占了大部。

侯仁之先生作为一名学术家,其价值终究要决定于其学术成就。就像出身于那个时代的学者基本都涉猎较多一样,侯仁之先生也是一个涉猎较多的学者,但他更属于专业型学者,并非文人型学者,更不是哲人。这个特点令他在自己的主业方面获得了骄人的成就,突出在三个方面: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建设;二、*史研究;三、城市规划学开拓。这三个方面的核心是历史地理学。

(资料图: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1911.12.06—2013.10.22)。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