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早年提出“知行合一”,晚年却更爱说“致良知”,这并不是口号的变更,不是说提了“致良知”就放弃“知行合一”了,而是当青年人从空想迈入实践之途,便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应该知什么、行什么?
“竹林七贤”图,1896年9月25日(农历8月19日),上海光绘楼摄。(后排左起)汪康年、孙宝瑄、宋恕、谭嗣同,(前排左起)梁启超、胡庸、吴嘉瑞。
在我们看来,“知行合一”平平无奇,简直是路人皆知的话。而梁启超则认为,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口号,因为它语句简单、意义明确、内容丰富、刺激力强大、法门直捷。
他心心念念的“少年中国”,也可以从王阳明上窥见端倪,阳明代表着理学洒落的一脉,不守陈规、行重于言、不拘私欲这些都是彼时僵化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少年气。
陆王反对在实践时以自己个人为本位的毁誉、得失、利害等物为出发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有正本清源再作学问,才能取得对社会国家有益的结果。
他指出,“知行合一”望过去似乎很简单,然而含义极其复杂而深邃。这是王阳明在龙场三年,劳苦患难、九死一生之后发明的道理。
空想劳心而误国,实干才能自洽并改变,王阳明已逝去半个千年,梁启超也离开了快一个世纪,我们的处境与他们已然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未必阅历多则见识必增,也可能日渐世故而充耳不闻,“致良知”之*是遇事不能应时,返归本源苦练心法。
正是从“知行合一”这四字真诀出发,梁启超大声质问学校里贩卖知识的先生们和购买智识的学生们,指出他们卖的买的都是假货,因为不曾应用的智识绝对算不了知识,可谓振聋发聩。
。若要将自己的*从自己的躯壳中解放出来,不作自己的奴隶,不受环境的压迫,得到大自在、大安乐,便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
北大社推出“梁启超经典讲读系列”,从梁启超论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相关著述和演讲中精选相关内容汇编而成,初辑三种,分别为《先秦诸子七讲》《儒家哲学七讲》与《阳明心学七讲》。
这一点和鲁迅先生对于导师的质疑如出一辙,“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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