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研究是继影响研究之后的又一种新型研究方法。它的出现,是对影响研究在理论上的突破,在实践上的发展。平行研究极大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为中外文学之间、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它的研究领域很广,既包括类型学、主题学、文类学研究,也包括比较诗学、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而类型学、主题学和文类学研究既属于平行研究,也属于传统的影响研究。
形象学、接受学和变异学是比较文学学科新拓展的三个研究领域。形象学探讨异国形象及其得以创造出来的原因,接受学研究读者对异国文学的接受和反应,二者都具有变异学的性质和特征,三者相互关联。
比较文学的定义自学科诞生以来就讨论不休。法国学派提出了实证性影响研究,美国学派在批判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倡导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从而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而中国学派倡导跨文明的文学对话和比较,提出了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可比性观念,进一步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定义。
比较文学有三大研究方法,即实证性影响研究、类同性平行研究和异质性变异研究,三种方法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的。
主题学研究同一主题思想及其相关因素,如母题、题材、人物、意象、情境、套语等,在不同民族或国家文学中的表现形式或被处理的方式,并从主题中进一步阐发之所以产生不同点的那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审美情操等方面的异同。主题学基本上包括了文学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两个领域。
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并未重视翻译和翻译研究,直到20世纪下半叶,整个西方比较文学界才开始对翻译予以高度重视。翻译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特征的媒介,学者们通过研究翻译为比较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研究的重点也从“怎么译”转移到“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作家的作品而不译那些国家、作家的作品”等问题上。
类型学中的“类”和“型”各有所指。“类”一般指涉文学内容或者文学题材,具有某种规定性;“型”主要指涉文学样式和文学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表现性。文学的类型学研究是平行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是研究不同国家或民族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手法和思潮流派之间异同的学问。
媒介学是研究文学传递的经过路线、文学流传的方式与途径,以及文学流传的因果规律的一门学问。媒介学的特点是可见性、实证性和流动性。文学媒介的发生方式主要包括个体方式、团体方式和环境方式,媒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即译本、评论、改编和对话。
比较文学是具备人类总体观念、世界对话意识和间性思维方式的研究主体所进行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汇通的整合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它有一套独特的学科理论与方*。我们只有掌握了具体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必要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文学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共同点,即都以语言为表达方式,但文学以虚构为特征,而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学科是排斥虚构的,以追求真理或真实为目的的。文学的思想、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价值,只有在深入分析文学与其复杂关系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文学与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人们往往把它们称为“姊妹艺术”。文学、音乐、绘画与影视等艺术形式都是诉诸情感与想象的,但它们诉诸人心的媒介却极为不同。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可以互相配合、启发,也可功能互换,因此,我们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的相互关系,就是把它们放在共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加以比较,从而探讨有可能形成文学与其他艺术紧密结合的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
翻译文学既不等同于外国文学,也不等同于译入语文学,而是译入语文学的一个相对*的组成部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经过了翻译家的再创造,进入另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语境时,其文化身份已发生变化,已打上了译入语民族的文化身份的烙印。翻译文学史中的作品指同一部原作在译入语国家的诸多不同译本,翻译文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学交流史、文学影响史和文学接受史。
比较诗学既研究具有历史事实联系的国际间的文学理论关系,也研究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化间共同面临的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中国比较诗学发轫于佛经翻译的“格义”和《圣经》译解的“况义”时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研究始于“五四”前后,迄今为止可分成两个阶段,即非学科化的探索阶段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学科化建构阶段。
文类指文学的体裁或文体。文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学的种类和类型,是对文学的体裁、文体进行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往往从国际角度进行观察和比较,从跨国家、跨文明的历史深层进行分析,因而获得了以往国别文学传统的文体研究难以发现的新的认知。文类学既可作影响研究,也可作平行研究。
中西诗学在“文学的本体”和“文学的目的意义”这两个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基本点,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这些共同的基本点说明了文学的共同性质和规律,不同的方面则体现着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不同哲学观念。中西诗学的差异与中西文化哲学基础的差异相呼应,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各自体现着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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