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女,原名谢婉莹,福建省福州*乐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员。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
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923年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在日本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讲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于1951年返回中国。
这段描写生动有趣,通过太太的客厅布置和太太本人的形象,展示了她的矫情和张扬。太太甚至将自己的照片挂得最大,放在墙上,一举一动都透露着她的矫情。她希望客人们坐在客厅里,抬头就能看到她的画像。整篇小说充满讽刺意味,对时局下一些文人只图一己之乐、不思社会责任的现象提出了劝诫。
有趣的是,当时这篇小说的发表编辑竟然是沈从文。沈从文与林徽因交往密切,常常参加她的文学活动,而小说中的客人们正是林徽因的文学朋友。林徽因得知这篇小说要发表后,虽然心知其中指的是自己,但并未公开表示反感。相反,据说她送给冰心一坛子老醋,仿佛是在默默地回应。
冰心虽然从未正面承认小说中的太太是林徽因,但无论写作的初衷如何,这篇小说在当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鼓舞和唤醒了一些人。文章本身既写实入木三分,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使人在阅读中能够感受到作者的锐利和毒舌。
然而,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原因在于,很多人认为小说中描述的太太实际上是在讽刺林徽因。林徽因在当时的文坛地位显赫,常常在家中组织各种文学活动。小说中描绘的太太和陆续出场的人物,与当时林徽因家中的情况极为相似。有人甚至直言,这篇小说的太太就是林徽因本人,而客人们则是徐志摩、金岳霖和沈从文等文人。
文章中有一段描写,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太太的张扬风格:“无疑的,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尤其嫩艳!相片中就有几张是青春时代的留痕。有一张正对着沙发,客人一坐下就会对着凝睇,活人一般大小,几乎盖满半壁,是我们的太太,斜坐在层阶之上,回眸含笑,阶旁横伸出一大枝桃花,鬓云,眼波,巾痕,衣褶,无一处不表现出女子的娇情。”
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