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自传(陈香梅自传)

许良英自传

而国学大师梁漱溟从没想过要离开内地。他后来回忆:“虽有人来请我去*,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去呢?”

竺可桢对于学生的感情,用浙大校友们的总结,叫作“爱生如子”,另外还有4个字,是“爱校如家”。当年的浙大毕业生,后来*浙大地下*的负责人许良英说,“当时全国没有几个大学校长能像他那样,有学生被捕,他都要到监狱去看学生。审判时他直接去旁听,他比学生的父亲还关心他的儿子。”

“社稷久经战火,农民首当其冲,我们学农的,应该马上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这是农机专家曾德超回国的理由,他比汤逸人早回国一年。

在当时李四光副院长尚未回国的情况下,作为搞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竺可桢以他脚踏实地的工作和崇高的人望,为建立中国科学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陈香梅自传

和他们作出一样的选择的,还有很多人。1950年,时任*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的戴芳澜,给美国学习的学生相望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认清此次变革并非如辛亥革命——表面变革,而系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变革这变革我认为系致国家于富强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确途径”和戴芳澜一样,那一代的许多学人,他们曾亲历过旧中国的落后境况,也曾留学海外接触最新的科技,但最终,他们都选择回归故土。

于1950年担任*农业大学副校长的植物*学家、植物化学家汤佩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回到中国去。我的成长教育,是由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哺育出来的。”汤佩松年少时曾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学校读书,他所说的“四万万国民的血汗”即庚子赔款。在1948年汤佩松拒绝去南京时,就曾说过同样的话,“清华是全中国国民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

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如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北上,迎接新政权。

但到了浙大复归杭州以后,竺可桢发现,他这个校长更难当了。一方面,*日益*独裁,统治愈发残酷;另一方面,学生们的反抗情绪愈发激烈,动不动就上街*。

他已经在浙大校长的任上干了13年,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竺可桢在“求是”的校训下,选贤任能聚集起一大批一流教授人才,到了抗日战争结束时,当时在西南一隅的浙大已跨入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成为当时最好的四五所大学之一,被誉为“东方剑桥”。

自传三部曲

竺可桢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危险。竺可桢是4月30日到上海的,5月2日他上街头买报纸,发现报载他已经“飞*”,这让他大为惊惶,不知消息从何而来。到了这种政权交替的关口,像竺可桢这样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举一动都成为政治风向的一部分,他们处境微妙复杂,也险象四伏。

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

“*、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啊。也正是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作为大学校长,竺可桢一边要与*当局的暴行抗争,一方面又要平息校内学生们的情绪,不要做出过激行动。然而浙大的学生果然*了,而且浙大的教授们也参加。接着,北平、上海各校开始响应,形成1947年中国的第三次学运*。